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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开奖中国梦安在?

  就在刚刚,北京时间10月8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随着瑞典文学院宣布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

  卡萨诺瓦曾断言: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世界文学空间存在的主要和客观的指标”,甚至可称之为“文学的格林威治子午线”。

  不可否认,从1896年诺贝尔逝世设立文学奖至今,诺奖已是衡量当代世界文学的重要标准。在定义何谓最好的当代文学上,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具有莫大的权威性。

  新书出版后莫言接受了三联的专访。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八年过去了,面对莫言,诺奖依然是一个必谈的话题。

  文学的评价标准因人而异,几乎所有诺奖作家都要面临争议和质疑。但是对莫言来说,获奖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多是作家从书桌走到台前、成为众人关注焦点后的不适。

  莫言坦言:“这样一个奖项,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它确实是影响挺大,关注度非常高的。也不是我让人关注的,是人家来关注,那么我作为获奖者就一下子被放在了聚光灯下,或者好像被拉到一个高台上。很多人都在看,放大你的每一个动作。平常大家谁也不会去注意你,现在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关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立刻在报纸上被做成标题。这个时候面临的压力自然会很大。过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不能这样做了。”

  除此之外,莫言还面临着作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登顶”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奖项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失效之后,你自己的标准是什么?”

  面对记者的提问,莫言给出的答案并不意外——这个标准是跟自己过去的作品对比,比如说我要写一部新的长篇,首先我会拿它跟我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和《红高粱家族》比较一下,应该有所不一样。

  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诺奖是在八年前,但是中国与诺奖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民国十三年。

  1927年,瑞典汉学家斯文·赫定想要推荐一名中国作家到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中,便请求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代为举荐。刘半农后来和好友台静农说起此事,台静农得知后,立马写信给鲁迅,想要推举他为诺奖候选人,不料鲁迅回信拒绝。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将来不敢说,就目前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自认不配,并非妄自菲薄,而是出自他一贯的清醒。此举在当时的时代语境是风骨、是远见,今天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却道出了政治因素对诺奖评奖机制的渗入。

  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诺贝尔还表示: “ 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 ( 或她 ) 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里。”

  就实际情况而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制显然无法如它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那般纯粹,作为一个文学奖它的评价标准不仅建立在文学性之上,一个诺奖作家的诞生背后往往还有诸多非文学因素的作用力。

  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数据分析,诺奖成立百年来虽然也将眼光投向了处于边缘位置上的发展中国家,以求走向国际化,但其欧洲中心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截至到今年的117位获奖者中,欧洲86位,占总体的73%。其他大洲中北美洲12位,拉丁美洲8位,亚洲6位,非洲4位,大洋洲1位。亚洲国家中日本2位,中国、印度、以色列各一位。

  也就是说诺贝尔奖本质上依然是欧洲文学奖,尽管阎连科、残雪、余华等作家几番入围候选,但亚洲作家获奖的几率还是相对渺茫。加上评审团中唯一精通汉语的马悦然的逝世,中国作家冲击诺奖之路,似乎更加漫长。

  2000年“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官方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奖项颁发给高行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除了绝大多数戏剧作品外,高行健的小说作品在今天依然属于之列。

  同样还有被视为最有希望拿到诺奖的中国作家阎连科,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阎连科斩获了“卡夫卡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奖项,但在国内却备受争议,在“作家”的称号下始终无缘茅盾文学奖;余华的《兄弟》在内地文坛受到口诛笔伐,却在西方世界获得巨大成功,于是到了《第七天》,余华为西方读者献礼的意图似乎变得更为明显对中国作家来说,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似乎变成了鱼和熊掌般的存在。

  国内外文坛对作家的不同反应,昭示的是两种评价机制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学关乎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无论如何,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中国作家也有着对世界性的自觉追求和与之相应的焦虑。

  但是,我们假设中国文学的确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那么这种世界性是体现为具有普适性的唯一标准,还是多元的、差异的整体面貌;这样的世界性在多大程度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和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如何在讲述中国经验的同时不落入东方主义的陷阱;如何自由地、有尊严地和世界文学构成平等有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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